轰轰烈烈的百年校庆已经过去了，作为北大人，本该静下心来，闭门思过，以求有所超越。没想到因一则短文，又必须站出来为“北大生日”一辩。
1998年8月5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上，发表了钱耕森先生的文章《解开北大校庆日的百年之谜》，把本来已经澄清的北大生日，又弄成了“一个百年不解之谜”。作者用心甚佳，希望帮助揭开京师大学堂哪年哪月哪日正式成立的“这个怪有趣的谜底”，可惜对北大校史不太熟悉，说了不少外行话，最后并列1919年5月4日、1898年12月17日和1902年12月17日三说，让其“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”。
钱文花费大量笔墨，通过确认清廷正式决定兴办京师大学堂的时间、委任“第一任校长”的时间、下令暂拨“公所”作为临时校舍的时间、为编译教材而创设译书局的时间，来断言京师大学堂并非成立于1898年5月4日。在我看来，此举毫无意义。因为五十年代以后，北大校庆之改期，乃是为了纪念1919年的五四运动，这点从无人置疑。对于此等“顺应历史潮流”的举措，可以有不同意见（参见拙文《北大校庆：为何改期》，《读书》1998年3期），但不应以为北大人会愚蠢到断1898年的5月4日为大学堂成立纪念日。
五十年前，大学堂老学生邹树文撰《北京大学最早的回忆》，怀疑12月17日是壬寅而非戊戌的开学纪念日，此说经由胡适的辨正（《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》）、庄吉发的补充（《京师大学堂开办日期考》）而广为人知。其中庄氏对胡适大胆假设的批评可以成立，但推断戊戌年间的大学堂成立于阴历十二月十七日（阳历1899年1月28日），明显证据不足。在《北京大学：从何说起》（《读书》1998年1期）中，我除对此三说作了考辨外，更以《申报》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《学堂纪事》中保存的大学堂总办告示，确认北大的真正生日为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，即公元1898年12月30日。由于大学堂的早期档案毁于庚子事变，生日只能通过考稽史籍和报刊获得。有此“告示”，再辅以相关史料，我以为，北大生日之谜己经解开。
钱先生及《中华读书报》的编者未曾注意拙文，以至将问题回复到半个世纪以前，实在有点可惜。另外两位先主，注意到拙文，并有所辩正，借此机会，一并作答。
郝平先生的《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）照样抄录了《申报》上那则大学堂总办的告示（144页），可又断言“1899年1月30日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）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”（364页）。显然，作者没有见到原刊，只知此告示刊于十二月初六，于是贸然将告示中的“十九日”划归“十二月”所有，再依此转换成阳历。可这不是一则独立的告示，是包含在“京师采访友人”的报道中；而采访人在文章中早有交代，“大学堂定于十一月十九日开塾”。
明明说“十一月十九日开塾”，我为何将北大的生日确定为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？这也是王晓秋先生与我商榷的原因。王先生发表于1998年4月10日《北京大学校刊》上的《京师大学堂开学究竟是哪一天》，同样以《申报》上那则告示为据。既然告示称“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，十九日开学”，王先生认为，北大的生日应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即1898年12月31日。到底是选择“到堂”还是“开学”的日期，作为大学诞生的纪念日，单从这则告示看，似乎后者更理直气壮些。
我之所以弃“十九”而取“十八”，乃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主要是基于对管学大臣张百熙复办京师大学堂的尊重。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，张大臣选择1902年12月17日——即阴历十一月十八——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。对于此仪式的全部经过，以及事先的预演、事后的评价等，刚创刊不久的《大公报》上有详细的报道。但惟独未见其关于典礼择日的说明——须知，这正是戊戌年大学堂规定学生“到堂”的时间，难道只是一种巧合？
主持壬寅复校的张百熙，戊戌年间因“保送康有为使才，实属荒谬，著交部严加议处”，后得旨“著改为革职留任”（《清实录》第57册619页）。东山再起的张大臣，其选择戊戌大学堂“到堂”时间举行开学典礼，其中必有苦心孤诣。尽管目前我还没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但不妨学适之先生，来个“大胆假设”。
“十八”和“十九”，只有一天之差，却关系到北大“学统”之延续以及一代教育家之深心别意，故不得不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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